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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书生报国，并非特有政治抱负及军事谋略，只是不忍见山河破碎，方才挺身而出。

这其实正是古来中国读书人所信奉的&ldo;天下兴亡，匹夫有责&rdo;。

不料因缘凑合，在某一特殊时刻，丘氏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举足轻重的主要角色。

内渡后，除了保持一腔悲愤，以及对台湾的深深怀念，即所谓&ldo;平生去国怀乡愁&rdo;（《舟入梅州境》），丘氏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其更为擅长的办学，我以为是明智的选择。

与许多一旦&ldo;上妆&rdo;便永远无法恢复&ldo;本色&rdo;的士人不同，丘逢甲的可爱之处，在于其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以及坚持按自己的性情及志趣办事。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4）

江山渊称丘逢甲内渡后，婉谢大吏出仕的邀请，&ldo;只愿担任教育事宜&rdo;，遂被聘为广州府中学校校长，旋又任两广方言学校校长[15]。

比起韩山书院主讲等，省城的官办学校级别高，校长的地位也更显赫，立传者出于好心，尽量拣重要的职位述说。

如此苦心，可以理解;可这么一来，最能体现其文化情怀与教育理念的潮州办学，竟被一笔抹杀了。

还是丘瑞甲能理解兄长的追求，其《先兄仓海行状》对丘逢甲潮州讲学之苦心孤诣多有铺陈，到省城后的诸多职位反而一笔带过[16]。

1913年秋，丘瑞甲为《岭云海日楼诗钞》作跋，称:&ldo;当台湾立国失败而归，主持岭南教育者十数年，专以培植后进、灌输革命为宗旨。

&rdo;[17]如此表彰，则又有点不着边际了：除了&ldo;主持岭南教育&rdo;的说法夸大其辞，还抹去了当初独立办学的艰辛;至于&ldo;灌输革命&rdo;云云，也非丘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的宗旨。

关于丘逢甲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的艰辛历程及实际效果，研究者已做了许多探讨[18]。

最关键的史料，当属《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

以下这段话，前半部常为论者所引录：我潮同志，深慨中国之弱，由于不学也。

因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

爰忘绵薄，广呼同类，拟创设岭东同文学堂，举我邦人士，与海内有志之徒而陶淑之。

……非不知荒陬僻陋，神州大局，岂遂藉此挽回?然蚁驮一粒，马负千钧，各竭力所得为，亦我同人不得已之志之可共白者也。

[19]其实，前半部乃晚清志士的共识，丘氏的论述，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独创性。

倒是后半部颇有新意，值得认真反省。

史家对于僻居一隅因而无法影响全局的有识之士的努力，似乎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同情。

因而，能够进入史书并为后人所记忆的，就只有成功者的耀眼光环，而不存在奋斗者的苦心孤诣。

想想当初那些明知无法撼动&ldo;神州大局&rdo;的地方上的开明绅士，如何以&ldo;蚁驮一粒&rdo;的心态从事社会改良，实在也挺动人的。

就像&ldo;慕柳去潮，吾道益孤。

&lso;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rso;，惟有竖起脊梁，守定宗旨为之而已&rdo;[20]，如此奋斗精神，远比其实际功绩更值得后人关注与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