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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2页）

不是作者思路不清，而是面对不同对象&ldo;应机说法&rdo;，而且&ldo;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rdo;。

因此，众多掷地有声的豪言、隽语搁在一起，原先小小的裂缝，也都变得无法弥合。

才思枯竭者一旦投机取巧，很容易因捉襟见肘而备受指责。

才学丰厚者则不一样，说圆说扁都有学理依据，除非你做&ldo;诛心之论&rdo;，否则只能承认各有宗旨。

举个例，1907年，正热衷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撰写了《人类均力说》，称实现&ldo;均力主义&rdo;的社会，年逾二十者统一排工：二十一岁筑路，二十二岁开矿伐木，二十三至二十六岁筑室，二十七至三十岁制造铁器、陶器及杂物，三十一岁至三十六岁纺织及制衣，三十七至四十岁蒸饪，四十一至四十五岁运输货物，四十六至五十岁为工技师及医师。

五十岁后呢?一律从事教育工作。

不必追问三十制陶、四十蒸饪、五十任教的理由，乌托邦的魅力，并不因具体设计的不合理而该被肆意嘲笑。

我不满意的是，刘师培在设计理想社会的同时，还要卖弄其熟读经书的长处：至于有妨学业，则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经，而伊尹躬耕，傅说版筑，均学为王佐，非工事无妨学业之证乎?[35]&ldo;古之学者耕且养&rdo;，这没错;可以此论证学术不必专门钻研，这像四代传经、家学渊源的人说的吗?

刘师培论学，历来祖述戴东原，在很多诗文里表示过无比景仰之心。

1905年的《读书随笔&iddot;孔门论学之旨》称：若夫汉儒说经，稽古二字，释以三万言，则博而不约（近世经学家亦蹈此失）;陆王末流，自矜顿悟，束书不观，则约而不博。

博而且约，其唯朱紫阳、戴东原乎?[36]同年，刘还撰写了《东原学案序》和包括戴震在内的《六儒颂》;1906年，意犹未尽的刘师培，又有《戴震传》问世;1907年发表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等文，随处可见对于东原学问的高度赞赏。

同年10月间出版的《天义报》第八、九、十卷合册上，申叔发表《非六子论》，转而清算&ldo;顾黄王颜江戴&rdo;等&ldo;近世巨儒&rdo;：昔读其书，辄心仪其说，以为救民以言，莫六子若。

由今观之，则乱政败俗蠹民，亦莫若六子。

[37]为什么一夜之间，戴震等原本有大功于世的&ldo;巨儒&rdo;，一滑而为&ldo;乱政败俗蠹民&rdo;的罪人，理由很简单，申叔已经改信无政府主义，故：凡旧说之涉及人治者，稍加采择，无一不足以殃民。

而近世学士所交称者，则为六子之书，故明著其弊，以醒群迷，使无识之流，不得托前人之说之（以）自饰。

即他说之近于六子者，亦可援此证彼，以阐其非。

[38]这是典型的刘氏笔法，尽弃前学与投诚新说，二者相得益彰。

由顶礼膜拜到肆意讥讽，只是一念之差。

日后还会把话说回来，可眼下只好拿&ldo;前学&rdo;当垫脚石了‐‐以大批判开路，表明改换门庭确实出于真心。

尹炎武在批评刘师培&ldo;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rdo;时，称其:&ldo;时乃尽弃所学，以诡随流俗，以致晚节末路，不能自脱，伤哉!&rdo;[39]这话大致在理，可必须略作修正：刘君之不时&ldo;尽弃所学&rdo;，不是追随流俗，而是希望走在时代前面。

上升下降、左冲右突、南转北向，刘君的变化速度极快，不只一步到位，而且有所发挥，真的是&ldo;矫枉过正&rdo;。

过于追求戏剧性效果，这与其说是现代政治家的思路，不如说更像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

可惜，晚清虽也是社会大转折时代，毕竟不同于处士横议、立谈可取卿相的先秦。

不断地&ldo;脑筋急转弯&rdo;，一步错，步步错，真不知错过了多少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