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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2页）

1996年4月22日于京西蔚秀园

（原刊《中华读书报》1996年5月8日）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最后一个&ldo;王者师&rdo;（1）

‐‐关于康有为

最后一个&ldo;王者师&rdo;　当年游侠人很想找个理由，说明写作的缘起。

诞生一百四十周年?太早了;逝世七十周年?也太早了。

戊戌变法乃康有为（1858‐1927）一生事业的顶峰，是作文章的好时机，可惜百年祭不能提前。

公车上书倒是发生在1895年，此乃康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象征。

寻访当年十八省举人集会地点松筠庵，也是一个好题目，只怕有人已经捷足先登。

实在黔驴技穷，只好如实招来：偶然翻书，略有感触，于是写下了这三则不太连贯的札记。

不必纪念日，也能被后人所追忆，这其实更不容易。

如此说来，讲不出具体缘由的&ldo;对话&rdo;，也并不辱没康君。

一

十多年前，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念书。

校园在珠江边，原是岭南大学旧址，红墙碧瓦，掩映在南国特有的大榕树的绿阴中。

位于校园中轴线的小礼堂、大草坪、孙中山铜像、惺亭、喷水池尤其充满魅力，是晚饭后散步的最佳去处。

小礼堂上刻着的孙中山题词&ldo;学生们要做大事，不要当大官&rdo;，常是朋友聊天的好话题。

今年春天回母校访问，发现题词没了[1]，大概是为了恢复那座小礼堂原先的风韵吧?我有点怅然。

政、学分家，&ldo;读书&rdo;不是为了&ldo;做官&rdo;，这是晚清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起码章太炎、蔡元培、严复、梁启超、吴稚辉等都有过明确的表述。

真正使得中国读书人转变观念的，是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科举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

只是作为政治家以及近代知识者的孙中山，在教诲学生走专业化道路的时候，不曾说清一点：有些&ldo;大事&rdo;，非&ldo;大官&rdo;不能做。

尤其是安邦定国、或者说政权建设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时，不当官的读书人，可以&ldo;立德&rdo;&ldo;立言&rdo;，却很难真正&ldo;立功&rdo;。

读书人由士大夫变为专家学者，这一大趋势，使得其经世致用的可能性日趋缩小。

最后一个成功的&ldo;王者师&rdo;，大概得推康有为。

读康氏七上清帝书以及百日维新期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除旧布新的三十七封奏折，实在是&ldo;不亦快哉&rdo;!晚清志士之呼吁变法，往往从废八股开学堂以育人才开篇。

康氏大约三分之一的奏折，集中攻击科举取士之弊，主张引进西学以改良中国的教育及官僚体制。

这一努力的结果，竟然使得读书人再也无法重温&ldo;为王者师&rdo;的旧梦，这大概是康氏等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