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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2页）

清初，洋行经营对外贸易，仍不具有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职能。

洋船入粤，泊于澳门，粤海关监督需躬亲丈量。

洋行在得到批准后，也可面见监督。

那时洋行也没有垄断对外贸易的权力。

只有在他们组成公行后，才在对外贸易中具有垄断地位。

乾隆二十二年广州一口通商之后，清政府为避免直接与外国人接触，便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在粤海关监督的授权之下，由一批洋商组成公行。

当时参加公行的行商共九家。

嘉庆五年，粤海关监督佶山奏折中述及此事称：&ldo;迨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呈请设立公行，专办夷船，批司议准[9]

公行是清代特有的对外贸易的垄断组织，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这可以从下列三方面考察。

第一，它垄断了清代对西洋各国的贸易。

凡不参加公行的行商称为&ldo;散商&rdo;，不能单独与外商进行大宗货买，只能在公行规定的贸易商品范围内作小宗经营，而且必须由公行统销。

一个长期居住广州的美国旗昌洋行职员享德说：行商是中国政府唯一承认的机构。

从行外的中国人买进的货物，如果不通过某些行商就无法运出。

因之通过行商可采办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然后用行商的出名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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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商又从外商对华贸易中分肥：&ldo;东印度公司购买货物时，依照股份按比例分与行商[11]&ldo;他们享有统治广州港对外贸易的独占权，每年获利达数百万元[12]

第二，对新充行商参加公行，具有控制作用。

只有公行一致同意下，由总[13]和各散商联名具结，公行才可接纳新成员。

这就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公行的垄断意义，并扼杀了贸易竞争者的生机。

这一点，只要剖析一下清政府对新充行商的规定，就可明了：自嘉庆十八年，前监督德庆奏请设立总商，经理行务，并嗣后选充新商，责令总散各商联名保结，钦奉谕允，准行在案。

是以十余年来，止有闲歇之行，并无一行添设。

推原其故，皆因从前开行，止凭一二商保结，即准承充。

在总商等，以新招之商，身家殷实与否，不能洞悉底里，未免意存推诿；倘有一行不保，即不能承充，以致新商虽有急公踊跃之心，而历任监督以恪于成例，不便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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