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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第4页）

不过，我们确实在网上见过。”

韦丽挤了一个小时公交车才赶过来，虽然立过秋了，天还是有些热，喝下一茶缸凉白开，韦丽用一张旧报纸扇着风：“小雯跟我打了两盒冰淇淋的赌，她说在网上赌咒发誓的人都是骗子，我不是骗子，你当然就不会是骗子。”

郑凡将一把折叠纸扇递给韦丽：“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骗子？”

韦丽将手中的纸扇猛扇一气：“你人都来K城了，怎么会是骗子呢？”

时间已经过了夜里十二点，水瓶里的水早喝光了，出租屋里的话题好像才刚刚开始，除了神交已久，他们不仅没有“见光死”

的挫败感，而且都感觉到对方比想象的还要好。

郑凡知道韦丽来自一个小县城，父母下岗后在县城里摆地摊卖水果，自己商校毕业后因相貌出众被家乐福录用为收银员，由于学历低，工资只有八百块钱一个月，说到收入，韦丽慷慨陈词：“资本家残酷剥削我们无产阶级，总有一天无产阶级会团结起来，反抗并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

韦丽在自考大专，她说这是《社会发展史》中说的。

郑凡说自己的父母是农民，父亲是乡下一个失业的木匠，母亲和父亲一起守着几亩薄地和十几只鸡鸭，一年的收入不够进县城医院看几次感冒打几次吊针，父母得了病一般都硬扛着，在乡下不倒下就不算生病。

郑凡以韦丽的表述方式自嘲着：“你看，我们都是被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同病相怜呢。”

韦丽在翻看郑凡的硕士学位证书的时候，突然惊讶地叫了起来：“你怎么都二十七啦！

太可怕了。”

郑凡说自己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将学校里的一个汽油灯打碎了，吓得有两年时间死活不愿上学，耽误了，大学毕业又读了三年研究生，这才把自己熬成小老头子。

窗外的天渐渐亮了起来，拖着一条残腿的房东一清早在院子里转悠，看到郑凡出租屋里亮着灯，就将脑袋凑到窗子跟前向里看，屋里的郑凡看到窗外毛玻璃上贴着一个含糊的脑袋，起身开了门，房东捧着一把茶壶，一伸脑袋，见里边坐着一个年轻女孩，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小郑呀，只要公安不过来找麻烦，我才不管你闲事呢。”

郑凡有些恼火地反击房东：“他是我老婆，公安找什么麻烦呀！”

这句话被屋里的韦丽准确无误地听到了。

郑凡进屋后，韦丽从那张腿脚松懈的木椅上站起身：“你怎么说我是你老婆？”

郑凡说：“你不是说，只要我来K城工作，第二天你就嫁给我的嘛！”

韦丽说：“可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跟你登记呀！”

郑凡说：“那我们现在就去登记！”

韦丽说：“时间还早，先吃早饭，吃完早饭再去，我请客！”

郑凡说：“你到我这来，当然是我请客。”

韦丽说：“什么你这我这的，登完记，我们就是一家子了。”

郑凡看韦丽不像是开玩笑的，措手不及中，有些自乱阵脚：“见面还没到二十四小时，我们真的就登记了，就这么结婚了？没钱，没房，也没征得家长同意。”

韦丽愣住了：“怎么，你反悔了？”

郑凡说：“没有呀，我是怕你以后跟着我受罪。”

韦丽说：“你怕我不怕。

你要是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马上就去超市上班，QQ上名单一拉黑，从此一刀两断。”

韦丽说着转身就走。

郑凡一把拽住韦丽的手：“我人都到K城来了，还有什么反悔的，走，先去登记，拿了证再吃早饭！”

4

在一个“娱乐至死”

的年代，严肃和神圣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必要的，郑凡记得一位讲后现代主义的教授在课堂上慷慨陈词，唾沫星在粉笔灰中乱溅。

结婚不需要父母之命，不需要媒妁之言，不需要开介绍信，也不需要亲朋好友参谋把关，只需要两个人怀里揣着身份证就行了，到婚姻登记处现场照相、现场拿证，半支烟工夫就可把一生的大事搞定。

然而，农民后代郑凡内心深处远没有他在网上表现得那么潇洒和前卫，他觉得如此草率的行动就像在电脑上打游戏，太随意了，站在婚姻登记处门口时，与郑凡手指紧扣的韦丽问郑凡：“你怎么手心里都是汗？”

韦丽去马路对面的打字社复印身份证，郑凡给黄杉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黄杉笑得有些失控：“一大早给我玩幽默，想改行当赵本山？”

郑凡说：“这是真的，没骗你。”

黄杉说：“不是骗的，就是编的，二十二岁，长得还像梁咏琪，一下线就跟你去登记，你以为你是刘德华、谢霆锋呀！”

郑凡说：“你要是不相信就当我没说好了。”

黄杉说：“我要看报纸清样，没空陪你白日做梦，晚上把新婚妻子带过来，凭两人结婚证，请你们下馆子吃火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