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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因为小农经济生产的社会性极其有限，生产和流通过程无需广泛的社会联系；生产技术按传统方式在家族内部甚至更狭小的范围内世代相传，有着浓厚的保守性和强烈的排他性。

所以，东西方的中世纪史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大多数国家都有相当长时间的独立发展阶段，只有地中海沿岸的国家自古代起就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形成为希腊罗马、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等区域性的文化圈。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几千年人文历史的积淀，直到鸦片战争前仍处于闭目塞听的混沌状态，封闭性远比中世纪时期的西方国家强烈。

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不同于欧洲的庄园制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

男耕女织是它的典型写照，一家一户就是一个世界；一个自然村落无异于一个社会。

这样的经济生活，养成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安于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从事生产劳动，不思迁徙、安居乐业的保守心态，不像海洋国家的民族那样乐于冒险、着眼于开发。

中国农民虽不像欧洲庄园制中的农奴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具有相对的人身自由，但却世代附着于土地，仰其资给，不能须臾或离。

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使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又造成了经济生活的充分自给性。

加上中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厚，气候各别，水源众多，给封建经济提供了无须依赖别国的条件。

&ldo;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rdo;，[1]乾隆帝答英王乔治三世的勅谕中这段话，撇开天朝自大观念，确实形象地概括了中国经济生活的自给性和封闭性的特点。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清代发展到了顶峰，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政治机制。

清代的皇帝拥有比历代帝王更大的权力：自古以来作为牵制君权的相权，到清代已不复存在，内阁形同虚设，大学士只是荣衔；分割内阁权力的非常设性的中央机构军机处，自雍正七年设立起沿而不废，虽号称总揽全国军机要政，但却无丝毫权力，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完全是皇帝的附庸，没有任何行政上的独立性，大小官吏的升降罢斥，一兵一将的征戍调动，全都集权于皇帝一人，任何一级官吏都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决定任何一件政事；朕即法律，皇帝的旨意可以直贯任何一个地方行政单位而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

西欧则不同，君主的权力不仅为诸侯所分割，而且为发达的城邦所侵蚀。

有的国家，如统一前的德国，君主的权力远不如拥有实力的诸侯；中世纪的法国，君主的权力受教会势力所制约，虽然作为世俗领袖的君主，名义上也是宗教领袖。

至于教廷和朝廷在国家中形成两条垂直的权力系统，互为牵制，共同干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情况，在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中比比皆是。

欧洲国家的这种权力分割和宗教世俗间的互为制约，严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权的机制效应，所以欧洲君主的威权，即使在中世纪也不能与中国皇帝相提并论。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基础上的宗族结合。

同一血缘的宗族，构成社会机体中的一个大系统，从同宗中分离出来的各支，又各自以家庭为细胞组成一个子系统，通过每一家庭的生殖繁衍，子系统又逐渐形成为大系统，使同宗变成复杂而庞大的血缘集团。

每个血缘集团虽然可以互通婚嫁，但严格实行以男性为血缘中心的原则，妇女在其中只承担繁衍后代、操持家务的职能，没有决定任何宗族事务的权力与地位；每个支系统又实行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使各支之间保持着严格的血缘等级秩序，从而把同宗的复杂关系凝固在宗法制度的网络结构内。

所以，每个宗族，对内血缘相亲、守望相助，对外保守排他、壁垒分明，严重的以至于械斗仇杀，世代保持着血亲复仇的敌对情绪。

这种以同宗相系的宗法制度，具有坚牢难破的凝聚力和陈陈相因的保守性，起着管络和稳定社会生活的作用。

是故，封建社会中的家谱、族谱，都要追溯到同宗的最早祖先，年代久远；有的则不惜攀比古代名门望族，寻找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作为始祖，这种谱谍学中常见的攀比现象，正反映了宗族成员追求血缘网络结构中所占层次地位的共同心态，而其背后则隐藏着社会结构的保守封闭特点。

国家作为协调宗族组合的机关，实际上是血缘集团间利益和相互关系的最高仲裁者。

皇帝以君权神授的天子身份，做了全社会的最高家长。

依靠宗法制度，君主专制与家长专制扭结了起来，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融合为一个互为依傍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