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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输入中国的外洋鸦片，主要有印度西孟加拉出产的&ldo;公班土&rdo;、&ldo;大土&rdo;；产于印度麻洼的&ldo;白皮&rdo;、&ldo;小土&rdo;，以及土耳其、波斯一带的&ldo;金花&rdo;、&ldo;红玉&rdo;等。

这三个产区的鸦片，中国人认为&ldo;公班为上，白皮次之，红皮又次之[4]英国人对这三种鸦片的看法与中国人的评价基本一致，认为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生产和销售权的公班土，品质优良；由印度土著各邦所生产的白皮土是次等鸦片，最初只有葡萄牙人通过他们在印度西北海岸的租借地果阿和达曼以少量输往中国；从士麦那来的土耳其鸦片，质量很差，是由美国贩子运进中国的。

土耳其鸦片只是供作掺和孟加拉产品之用，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的销售量从没有超过九百箱[5]

鸦片在清代前期流入中国的数量仍很有限。

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闭关前后，始终维持在200箱左右。

贩子主要是葡萄牙人，英商间或也有人贩运。

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到1000箱。

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试销鸦片成功。

17年后的1780年，东印度公司获得了鸦片专利权，对华贩运鸦片成了它的垄断事业。

这一年也是英国人在广州海面设立鸦片贮存站，进行鸦片专私贸易的开始。

《中国丛报》对此事有过描述：1780年英国人用两只小船，经常停泊在澳门南面一个名叫云雀湾的海湾里，做为鸦片贮存站。

他们经常在此贩卖鸦片，每箱价银五百元至六百元，在孟加拉的价格每箱约为五百卢比。

[6]

可见，后来的鸦片趸制度，就是由英国开其端的。

麦都思的报告也有同样的说法：东印度公司于&ldo;1780年在云雀湾建立了一所鸦片贮藏库。

1781年，东印度公司把2800箱鸦片运往广州，由当地一家行商收购。

由于在中国找不到销路，他不得不把大部分再运出口&rdo;。

[7]麦都思所说的行商名叫&ldo;新官&rdo;，他买了其中的1600箱。

连同原先已输入的1200箱，&ldo;使市场存货过多，新官遂将其所买的大部分运到马来各港[8]两件资料表明，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后，鸦片在广州市场上的销路并不很好。

中国鸦片走私市场的容量尚在1000箱左右，过多就很难推销而不得不送往国外贩运。

雍正七年（1729）时，输华鸦片仍平均每年200箱（一箱约重140镑，但依时期和鸦片种类而有所不同）。

此后逐年增长，到嘉庆四年（1799），已超过年均4000箱的大关。

鸦片仓库也由小船变成大船，称为&ldo;鸦片趸&rdo;。

据嘉道年间的著名时务家、《粤海关志》纂修者梁廷枬称：&ldo;每千六百八十斛为一趸，约三百趸为一船，故名趸船&rdo;，[9]足见鸦片趸的容量极大。

这种鸦片趸，已由原先停泊在澳门南端的云雀湾，移至黄埔，公然与广州行商进行非法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