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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2页）

&rdo;又引约翰&iddot;亚琴（johnaken）的作证：&ldo;问：一般地卖给谁呢？答：一般地卖给外边的人。

问：行商是否买过鸦片？答：我相信没有。

&rdo;[32]他企图以此说明行商没有参与鸦片走私。

其实，李鸿宾自己就是一个贪贿分子，他调查的对象是公行商人的儿子，他和他的证人在法律上都无法构成强有力旁证；亨德自己是鸦片洋行的职员，所引证人又是专营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人员，同样缺乏有力旁证。

事实是，行商与洋人沟通，对鸦片夹带隐情不发。

道光元年，两广总督阮元的奏折中说：&ldo;向来臣与监督衙门传谕各国大班事件，俱发交洋行商人，照缮夷字，转为传谕，余藉该商等钦遵办理，敬布天朝法度，使之知畏……盖洋商与夷人最为接近，夷船夹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

如该商等不徇情面，遇有夷船来粤，即禀明遵旨驳回货船，不与贸易，且于鸦片未来之前，先期告诫，晓以利害，夷人数万里而来，岂敢因夹带违禁物件，自断茶叶等项正经买卖？&rdo;&ldo;频年以来，未见洋商禀报一船，其为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显而易见。

[33]道光二年，黄中模的奏折中也说：&ldo;臣更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rdo;。

[34]这些都是中国官方文书中，明确指出公行商人勾结的明证。

粤海关监督也是从鸦片走私中得利的重要角色。

嘉道年间，曾有不少人上奏对粤海关监督提出怀疑，如上举黄中模奏折说：&ldo;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应令广东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洋烟重税，据实奏闻[35]但是所有调查成为例行公事，往往由监督具奏表白了事。

如同年粤海关监督达三奏称：&ldo;奴才世受皇恩，稍知大义，断不敢止以税务为重，而置风俗人心于度外&rdo;。

[36]朝廷也以&ldo;所奏均悉&rdo;一言了之。

实际上，粤海关监督向例由内务府旗人充任，是一个专为皇帝敛财的家奴。

清朝皇帝通过这个渠道，搜索异珍，勒取报效。

乾隆五十五年（1791）十二月上谕曾供认：&ldo;从前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洋商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rdo;，下令&ldo;嗣后不准进呈钟表，洋货等货物。

&rdo;[37]但嘉庆二十五年（1820）又规定&ldo;所有方物，仍照例呈进&rdo;&ldo;准进朝珠、钟表、银嵌挂屏，盆景、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迦南香手串，玻璃镜、日规、千里镜、洋镜&rdo;等物[38]此外，还以&ldo;备贡&rdo;为名，每年向粤海关规定纳贡给皇帝的现银，嘉庆朝定每年15万两。

这个积习沿至道光朝依旧。

所以当有人提出怀疑时，朝廷只作表面文章，实际上百般庇护，道理就在此。

粤海关从鸦片走私中得利，皇帝从粤海关手里分肥，上行下效，清代的吏治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败坏不堪。

马克思说：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

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