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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2页）

道光二年（1822）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的《严禁海洋偷漏以裕民生折》中，已经模糊地感受到白银外流与鸦片走私有关：&ldo;臣更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材伤生，莫此为甚&rdo;。

但他仍把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洋商违反定例，以银收买洋钱与茶客交易。

[9]这种认识是与鸦片尚未超过中国市场的吸收能力有关。

因为在1822年以前，鸦片流入中国平均每年仍在4000箱左右。

整个地说，中国白银就广州口岸统计，还处于入超阶段。

直到道光九年（1829），御史章源的奏折才第一次明确地指出鸦片走私与白银外流的关系：&ldo;至鸦片烟一物，流毒尤甚，该夷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非寻常偷漏可比。

&rdo;[10]这一年鸦片输入已达到16500余箱，超过了中国市场的吸收能力。

所谓&ldo;每岁易银&rdo;，从统计数字来看，鸦片输华自1826年起已超过万箱水准，而1827～1829年，每年出超白银已在150～300百万之间了。

从这一年开始，清朝的奏折、上谕中，便不断提到白银外流的日益严重，并越来越把白银外流与鸦片输入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了。

白银大量外流，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

因为中国是实行银钱两级币制的，白银外流，使银贵钱贱的趋势日渐严重。

[11]人民负担也随之加重。

银贵钱贱还影响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市场上缺乏支付手段的主要硬通货，这就使商业委顿，经济疲软。

所以林则徐曾奏：&ldo;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壕，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胜（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12]林则徐所说的苏州商业委顿，正是烟毒泛滥、白银被鸦片吸收的结果。

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包世臣就说到苏州吸烟之盛。

他指出：&ldo;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吸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13]所以，到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途经苏州作调查访问时，出现这种情况，确非偶然。

烟毒泛滥，白银外流，对清王朝的财政收入是个十分巨大的威胁。

朝廷内外的有识之士，对此早就十分忧虑。

清廷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对此也感到十分紧张。

在全国人民反对鸦片走私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下，在一部分关心国计民生的朝野官员的呼吁禁烟的声浪中，清王朝不得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