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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2页）

&ldo;自此，鸦片趸船尽徙之伶仃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浙江、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rdo;。

[18]阮元却因鸦片趸易地而心满意足，他在道光三年的一份奏报中告诉皇帝：&ldo;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运&rdo;，&ldo;惟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rdo;。

[19]内港偷运通过走私仍旧进行，却说成&ldo;尚无偷运&rdo;；外洋走私分明猖獗，却轻描淡写地说成&ldo;不能保其必无&rdo;。

阮元的奏折，正是历来下属向上级报喜不报忧的官样文章的一个例证。

行商认保轮查，绝不能做到断其来源。

从道光元年到八年，鸦片年均输入9000余箱，超过了嘉庆朝平均输入量的一倍半；白银的流出，从道光三年到九年，年均在350～400万之间，最高年度达到了600万元以上。

银两短缺、银价日增的老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道光九年，御史章沅为之上奏呼吁，指出外商夹带鸦片入粤，&ldo;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此岂寻常偷漏可比？&rdo;事实证明，依靠行商查察，决不能奉行塞源方针。

于是，这种方法的塞源，不可避免要予以否定，禁烟方针不得不转向遏流，即从治本转向治标‐‐禁止分销。

道光十年正月初十日的上谕，是这一方针转变的。

皇帝在上谕中说明，内地银两日昂是由于洋钱换折所致，而鸦片走私猖獗又与差役兵弁得贿放行有关，&ldo;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较之洋钱之害尤为甚&rdo;。

最后强调了政府将采取&ldo;截其来路&rdo;、&ldo;禁其分销&rdo;的方针，要两广总督妥拟办法上奏。

这是朝廷的禁烟政策，在实行了九年塞源之后，行将变化的先声[20]

上谕发下后，两广总督李鸿宾立即上奏，声称：鸦片流毒无穷，为害尤巨，诚如圣谕，必须截其来路，禁其分销，乃能澄源绝流，俾免遁匿。

惟分销系在内地，密为之防，严制以法，尚可随时处置。

来路则出自外夷，相隔大海数万里之遥。

……是来路似未易截，仍惟有严禁分销，使其辗转偷卖之地在在堵御。

该夷等见发贩不行，致无重利可图，或遂抑其满载而来之念，是仍以禁分销为截来路之策也。

[21]

这道奏折是顺着皇帝的思路加以发挥，而在发挥中悄悄地改换方向，把上谕提到的&ldo;截其来路&rdo;、&ldo;禁其分销&rdo;两项偷换成只有禁其分销一项。

对此，皇帝居然没有斥责，而是朱批：&ldo;知道了&rdo;三字，事实上默认了李鸿宾的意见。

后来，李鸿宾拟定的《查禁纹银偷漏鸦片分销章程》即是据此拟出，奏准施行，成了道光十年（1830）后朝廷的禁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