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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若不是他表现得这么优秀，真说不定下一个被驱逐的便是安徽籍的胡适了。

看看胡适最初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处境，也就可能想见，日后如果得志，胡适会对太炎门生持何种态度了。

陈以爱说：事实上，在整个20年代，这些留日的太炎门生不仅主导了国学门的发展方向，而且透过控制北大评议会，他们也具有左右北大校政的力量。

相较之下，胡适虽曾出任《国学季刊》的主任编辑，但随着新文化运动以后胡氏在知识界声望的日涨，他和沈兼士等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在双方关系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胡适在国学门逐渐被视为圈外人，对国学门的事务实际上是无法置喙的。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82页）有人或许会说，这些太炎门生也太霸道了，品质上也太差了。

不能这么说。

时代的更递，旧与新的不睦，本是历史的必然，不是谁的品质好，谁的品质不好所能改变得了的。

这样，就把新文化运动初期，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早期留学东洋归来的太炎门生合作的一面，不睦的一面，最终导致破裂的原因也说清楚了。

综合两个方面，也就可以大致弄明白，为什么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是并肩战斗的战友，&ldo;五四&rdo;之后没有几年，就起了纷争，最终分道扬镳。

近世以来，留学热潮和中国政局的变革，思想文化的嬗递，其中的关系是微妙的，也是豁朗的。

几乎可以说，每一次大的留学浪潮，过后都会在中国本土引发一次或几次大的社会变革。

现代的社会理念，是中国本土产生不出来的。

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么去做官从政，要么去研究学问，被逼得没办法了要反抗朝廷，也不过是参与民间的起义，目的在另立朝廷，而不会想到以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去取代旧的社会制度。

只有学习了西方的社会理论，才会有推翻封建制，建立共和制的理想，才会有废除专制独裁，实现民主政治的举措。

大体可以这样说，清朝末年的那次大的留日浪潮，引发了辛亥革命，继而引发了民国初年的宪政运动。

以《新青年》肇其端，以五四运动为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则可以说是以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主发动起来的。

新文化运动的三位主将级的人物，蔡元培是留德的，陈独秀是留日的，胡适是留美的，这三个人不同的出处，绝不能说是巧合而不是必然。

顺便提一下，从出生年份上说，蔡元培一八六八年，陈独秀一八七九年，胡适一八九一年，彼此相差十一二岁。

从功名上说（假设学位也可算作功名），蔡是前清的进士，陈是前清的秀才，胡是留美的博士。

这些也都是大可玩味的。

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的参与。

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这批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上层的改组，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