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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恭维（第2页）

但我觉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

我的同龄人还不至于从性这方面来考虑问题。

小将的时期很快就结束了，随后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的时期。

学校里有了工人师傅，这些师傅和过去见到的工人师傅不大一样，多少都有点晕晕乎乎、五迷三道，虽然不像革命小将那么疯狂，但也远不能说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三支两军”

时期，到处都有军代表。

当时的军代表里肯定也有头脑清楚、办事稳重的人，但我没有见到过。

最后年轻人都被派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后者的优秀品质。

下乡之前，我们先到京郊农村去劳动，作为一次预演。

那村里的人在我们面前也有点不够正常——寻常人走路不应该把两腿叉得那么宽，让一辆小车都能从中推过去，也不该是一颠一颠的模样，只有一条板凳学会了走路才会是这般模样。

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蹲在地头，看贫下中农晚汇报，汇报词如下：“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读作‘母恩’）今天下午的活茬是：领着小学生们敛芝麻。

报告完毕。”

我一面不胜悲愤地想到自己长了这么大的个子，居然还是小学生，被人领着敛芝麻；一面也注意到汇报人兴奋的样子，有些人连冻出的清水鼻涕都顾不上擦，在鼻孔上吹出泡泡来啦。

现在我提起这些事情，绝不是想说这些朴实的人们有什么不对，而是试图说明，人经不起恭维。

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质，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撒起癔症来。

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

这大概是因为撒癔症比过正常的生活还快乐一些罢——说到了这一点，这篇文章也临近终结。

八十年代之初，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

有一回被拘到礼堂里听报告，报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我说是被拘去的，是因为我并不想听这个报告，但缺席要记旷课，旷课的次数多了就毕不了业。

这位先生的报告总是从恭维听众开始。

在清华大学时，他说：这里是清华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呀；在北大则说：这里是有五四传统的呀；在人大则说：这是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呀。

总之，最后总要说，在这里做报告他不胜惶恐。

我听到他说不胜惶恐时，禁不住舌头一转，鼻子底下滚出一句顶级的粗话来。

顺便说一句，不管到了什么地方，我首先要把当地的骂人话全学会。

这是为了防一手，免得别人骂我还不知道，虽然我自己从来不骂人，但对于粗话几乎是个专家。

为了那位先生的报告我破例骂了一回，这是因为我不想受他恭维。

平心而论，恭维人所在的学校是种礼貌。

从人们所在的民族、文化、社会阶层，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那才叫作险恶的煽动。

因为他的用意是煽动一种癔症的大流行，以便从中渔利。

人家恭维我一句，我就骂起来，这是因为，从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也是经不起恭维的。

*载于1996年第8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