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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再放钱杭乃（第8页）

由此可见，当时农场小伙在周边农村求偶的遴选空间可谓是相当广阔的。

只要你不是呆子、傻子，就不愁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好媳妇。

其三，由苏可“农场人”

变为腰杭“农村人”

是我家生活方式的一次颠覆性“蜕变”

。

1970年当我家从苏可搬去腰杭时，我还是一位不谙世事的12岁的少年。

当时的我就好比鲁迅笔下的“闰土”

，自然对那次迁徙带来的改变没有太多太深的体会和认知。

然而，待如今本人用现代价值观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便很自然地就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这次迁徙是我家“食住”

由苏可农场的“供给型”

一下改变为腰杭农村的“自食其力型”

。

在苏可我家住的是两间公房；烧的是分场分配的麦秸；吃的是农场配给的自磨面粉和小米。

相比之下，在腰杭住的是我家自掏腰包所建三间“干打垒”

；吃的是以粗粮为主（玉米面和高粮米）的“红粮本”

，且细粮和食用油极少；烧的是用大小耙在草甸上自己所搂的“柴禾”

。

期间，还有一点让我们更难忘怀，即每到夜幕降临时都得靠点亮带灯罩的“煤油灯”

或简易的“油捻灯”

照明。

总而言之，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那段生活带给我们的既有政治上的压抑；也有精神上的苦闷；既有人际关系上的疏离；也有生活上的苦痛。

堪称人世间欲置我家于生存绝境的“政治、精神、生活、人性”

四座大山已经一齐压到我们的头上……

还记得初到腰杭那段日子，继父经常“借酒浇愁”

。

一次，当他听到从莫莫格刚接完断腿住了三天医院就回家卧炕慢养的老五又忍不住疼痛发出“呻吟之声”

时，他突然把端着的酒杯一扬手掼到躺在炕梢的老五身上，随之破口骂道：

“妈个巴子的！

你要是再他妈的哼哼，我就把你扔到外头去！”

我的母亲一向是特护孩子的。

她的“底线”

是我的孩子你咋骂都行，但就是不能打。

只要动手我就拼命。

面对此情此景，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挺着微有显怀的身子走到继父跟前，一把抓起饭桌上的玻璃酒壶狠狠地摔到地上。

见此情景，脾气火爆的继父也不甘示弱。

只见他一欠屁股蹦到地上一下摁倒母亲“啪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