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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鹿场跌跟斗（第4页）

场党委评价鹿场工作是非成败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梅花鹿的养殖效益。

在这一点上，魏场长是绝对无人能够替代的“技术权威”

，所以便自然造成了农场从上到下在梅花鹿养殖专业上的“一言堂局面。

大家知道，农场上养鹿这个项目是绝对投了血本的。

先撇开效益如何不谈，单就新建鹿苑、引进种鹿、组建专业饲养队伍的一次性投入和后续每年的日常管理投入就支出了巨量资金。

说白了，在平原养鹿是当时农场一项非常奢侈的创新性尝试。

最初阶段农场在人财物力上真是做到了一路“绿灯”

，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可谓是“有求必给”

。

正因如此，前两任外行书记要想出政绩只能依赖和依靠魏场长。

由此一来，魏场长在鹿场便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

不论是养鹿专业队，还是后勤农耕队的职工都得看魏场长的脸子行事，任何人都不敢说个“不”

字。

我们家刚从腰杭搬到鹿场居住时，因孩子小都在上学没有人在鹿场工作，故与邻里之间一直相安无事。

尤其在73年8月至76年3月间，我家与魏场长家的关系也处得相当融洽。

在那一时期，我母亲几乎承包了魏场长家大人和孩子的理发，故在魏场长与其老伴的关照下，邻里之间的关系也都很好。

所有的改变，均因我与魏场长的儿子，同学卫仁休从砖场调回二分场开始出现的。

特别是当徐乃迁出任鹿场书记后，这种变化开始变得愈演愈烈。

就当时鹿场的政治阵容和行政格局而言，我就是一枚无法置身局外的“棋子”

。

说句心里话，我哪是故意要与魏氏父子为敌呀！

而是当时的政治格局要求我必须做出选择。

于是，面对着摆在我面前的迫不得已，我只能义无反顾地选站了徐乃迁书记一边。

打这以后，在我们这个孤寡之家的日常生活中，各种“别别楞楞”

的事情开始纷纷出现了：

首先是，左右近邻无缘无故地开始找茬“骂街”

。

其中尤以左手边郎春华家和右手第二家的尚文生家最甚。

老郎家是与卫中凡家一起从旺清县迁到农场来的。

家中有个老头领三个儿子。

老大郎春华在场部修配厂当钳工，刚结婚不久，媳妇也是旺清那边的人；老二郎春彦在鹿场鹿队当养鹿工，是75年“六.一”

农场第三届职工田径运动会的5000米冠军；老三郎春林正在场部中学读书。

这家人最可恶的是郎春华的小媳妇。

隔三差五的就骂街，话骂得老“砢碜”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