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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3页）

市场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上的平等。

王朔：谁跟权力的关系近谁就捡大的。

老侠：对。

在这类知识群体外，也有一批坚持学术自由取向的知识分子，秦晖、刘军宁、雷颐、谢泳、汪丁丁、何清涟、朱学勤、朱大可等等。

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现代化的陷阱》，敢于触及现实问题，敢于呼吁经济学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

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连教职都岌岌可危。

与那些遵命主义者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学术界的富翁。

王朔：你说学术上也有这种情况吗——谁跟权力近谁的声音就越响亮？

老侠：肯定有，而且相当普遍。

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幕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声音。

厉以宁、胡鞍钢、樊纲等等，他们的声音会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

吴敬涟老先生是个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性立场。

另一种是投其所好的跟风派，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分搞什么专业的。

学术界提出本土化、规范化，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突然走红，搞经济学的盛洪、社会学的邓正来、法学的朱苏力，以及崔之元、甘阳等，甚至连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指导者李陀从美国回来后也成了民族主义者。

还有王一川、张法、王岳川、张颐武这些以研究西方现代美学、后现代理论著称的人，也长篇大论地谈起中华主性与中华他性。

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嗅觉极灵敏，嗅出点味儿就一拥而上，抓住东方主义，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权、语言霸权，这与抗拒西方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正好吻合。

几个书商也赶上了这个cháo头，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海内外，据说这本书的策划者之一张小波现在还在吃版税。

王朔：听说知识权力这玩意也是西方人提出的。

西方就没有知识权力吗？

老侠：有。

提出知识权力、语言权力的人是法国学者福柯，他是一怪杰，具有极强的颠覆性。

当代西方的思想家，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提出证伪理论的波普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还有福柯。

他是通过研究被西方哲学、史学。

社会学遗忘的东西，发现了知识权力以及一整套制度的，在福柯那里，历史的碎片成为西方对人的制度性控制的考古化石。

但中国的知识权力与西方不同。

西方的知识权力。

语言权力有着单独发展的演化史，一整套独立的知识系统以及知识权力的制度化（学院啦、研究机构啦、疯人院。

医院、保育院。

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