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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瓶（第2页）

我说：“罗丹说过‘艺术贵在发现’。”

“艺术是艺术。”

她说，“这是科学。

你有一天，会受到违反医学科学的惩处的！”

说来也巧，就在这场艺术与科学的争论之后不久，我突然发起三十九度的高烧。

我出生于一九三三年，截止到一九九四年初，我六十一年间，没有住过医院，不知在病床上躺着是一种什么滋味。

二十年的风雪驿路，我几经大难而不死，只是在张家口被烧伤后，象征性地受过急诊处理，几乎是一路平趟地闯过一座座鬼门关，在城隍庙“判官”

笔下死里逃生。

妻子说：“这回你得吊瓶。”

我说：“打针吃药就行了。”

她说：“我是医生，你得听我的！

因为你从没有发过三十九度高烧，要去医院先诊断一下。”

我坚决不去。

我说我才从冰城哈尔滨回来，可能是在那儿得了感冒，潜伏到我回到北京才发病。

她犟不过我，但偷偷把朝阳医院的内科主任汤大夫请到我家里来了。

“打针、服药、吊瓶……”

汤主任诊断了我的病情之后，毫不含糊地说，“不然有可能会转成肺炎。”

于是，在我生命史上第一次尝到了吊瓶的滋味一-不是在医院病床，而是在我的卧室。

一天、两天、三天……我看见那一滴一滴从瓶子里流进我静脉血管的药液，头一回感到有一点悲凉。

我觉得我是一棵荒原的铁杉，在生命年轮的每个圈纹里，都留下了坚挺的印记；但岁月比铁杉更为铁硬，年纪是不宽恕任何人的。

我从不饮服电视广告上宣传的那些滋补品，但年过花甲，疾病开始要伴我而行了。

—滴，一滴……

一秒，一秒……

对比生命，我更珍惜时间。

当妻子还要为我再挂上药瓶时，我从床上一跃而起：“三天刑期已满，我的高烧已然退了。”

她说还要再吊一天药瓶，以防止病情反复。

我指了指窗子说：”

你看，早春的阳光，洒满了我的那张写字台。

我喜欢面对阳光写作；太阳的紫外线，能杀死细菌，能医治百病。”

说着，我已然坐在我那把写字台前的椅子上——我的坐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奋力追赶夕阳……

1994.3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