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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悔文学之旅回眸之三（第2页）

偏偏此时，上影那位XX导演不知从哪儿听说，北影给我打来长途，出于他的职业敏感，立刻叮问北影打来电话，是否为了《大墙》之事！

我初则无言以答，继而耐不住良心的鞭挞，只好直言以告。

我之悔，就悔在我的忠厚老实上，在没有权衡筛选之前，出于道义，我答应了到上影为其改编剧本。

但是这种忠诚和道义，最后结果却没得到诚实的回报。

1979年夏季十分炎热，特别加上上海的潮湿，写剧本时，每天挥汗如雨，北国佬难耐南方酷热，只好写上两页稿纸，就到对面屋里冲凉一次。

其间，发生过一件小小的插曲，使我难忘：一天和电影结缘的白桦来我屋小坐，他欲言又止地吞吐了一会儿，突然对我说：“说句吹冷风的话，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就是剧本写得再好，怕也不易成活。”

我说：“为什么？”

白桦说：“拍这部片子，是要有点骨气的汉子，才能拼出来！”

我说：“导演对我拍过胸脯哩！”

白桦说：“只当我这些话没说。”

果不其然，白桦的话没有白说。

我虽获上影1979年度最佳电影剧本奖，《大墙》却成了没有能搬上银幕的一具死胎。

何故？

据云，干梗来自我昔日曾经穴居过的劳改单位。

那么艺术的阳刚血性和导演“死不瞑目〃的信鬌旦旦呢？难道艺术也像蜗牛一样，每每爬行一步，都荽用犄角探探虚实；稍有风吹草动，就回缩到自保的壳体之内？！

何况届时此部小说已获全国大奖，艺术家的脑袋，何以会像蜗牛那么绵软？！

一场血腥“文革”

，曾使火葬场爆满，众多无辜之冤魂，要在炼尸炉旁排队等候升天。

包括开国功臣刚直不阿的彭大将军，都不能幸免其外，使幸存下来的生者，不能不对历史进行反刍。

《大墙下的红玉兰》应时而生（今天看起来它明显流露出浅薄），艺术家的良心和良知，何以会夏蝉蜕壳一般，变得那么没有血色，豆腐般地苍白疲软？！

事后，电影界的朋友友善地对我进行了指责：文学如果想和电影联姻，首先要找一个骨头里不缺少钙质的导演。

一个北影的朋友说：这事都怨你太重道义，如果交给铁蘭拍摄，早就和观众见面了。

孰是？

孰非？

想来想去，症结所在还是在于自己。

文友王蒙曾批评过我本质上的弱点，他诙谐地引证一个大革命家的话说：“一个人最值得原谅的缺点是轻信，一个人最不值得原谅的缺点是虚沩。

你无后者，却有前者。”

然否？

假如有悔，我当忏悔在西影那霎间的真诚了。

因为这种真诚，使影视里没有留下一部从监狱生活的角度，审视文革年代的影片——我愧对了那段严酷历史和无数善良却成了鬼魂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