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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3页）

有一位李清泉先生，法国留学生，教物理，我没有上过他的课。

我记得最详细最清楚的是教国文的老师。

总共有四位，一律是上海滩上的作家。

当时流行的想法是，只要是作家，就必然能教国文。

因此，我觉得，当时对国文这一学科的目的和作用，是并不清楚的。

只要能写出好文章，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北园高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唯一的区别只在于，那里的教员是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学生作文是用文言文。

国民党一进城，就仿佛是换了一个世界，文言变为白话文。

我们班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先生，从上海来的作家，年纪很轻，个子不高，但浑身充满了活力。

上课时不记得他选过什么课文。

他经常是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大字：&ldo;现代文艺的使命&rdo;。

所谓现代文艺，也叫普罗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

其使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市场上流行着几本普罗文学理论的译文，作者叫弗理契，大概是苏联人，原文为俄文，由日译本转译为汉文，佶屈聱牙，难以看懂。

原因大概是，日本人本来就没有完全看懂俄文，再由日文转译为汉文，当然就驴唇不对马嘴，被人称之为天书了。

估计胡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普罗文学的理论，也不出这几本书。

我相信，没有一个学生能听懂的。

但这并没有减低我们的热情。

我们知道的第一个是革命，第二个是革命，第三个仍然是革命，这就足够了。

胡老师把他的夫人丁玲从上海接到济南暂住。

丁玲当时正在走红，红得发紫。

中学生大都是追星族。

见到了丁玲，我们兴奋得难以形容了。

但是，国民党当局焉能容忍有人在自己鼻子底下革命，于是下令通缉胡也频。

胡老师逃到了上海去，一年多以后就给国民党杀害了。

接替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笔名冬芬，北大英文系毕业，译有《争自由的波浪》一书，鲁迅先生作序。

他写给鲁迅的一封长信，现保存于《鲁迅全集》中。

董老师的教学风格同胡老师完全不同。

他不讲什么现代文艺，不讲什么革命，而是老老实实地教书。

他选用了日本厨川白村著、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作教材，仔细分析讲授。

作文不出题目，而是在黑板上大写四个字：&ldo;随便写来&rdo;。

意思就是，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

有一次，我竟用这四个字为题目写了一篇作文。

董老师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