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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1页）

对付敌人如此大规模的&ldo;围剿&rdo;应取何种方针，关系重大。

回顾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ldo;围剿&rdo;和在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第四次反&ldo;围剿&rdo;，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特别是第一、二、三次反&ldo;围剿&rdo;，一路敌人被歼灭了，一次&ldo;围剿&rdo;也就基本上被粉碎了。

就是在井冈山时期，自朱、毛两军会合形成红军主力后，也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

而现在我们只是一支游击队，我们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还是保安团的部队。

我们必须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ldo;围剿&rdo;。

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

我们决定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九月下旬，我们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南下，在龙泉道太以东敌军第六十七师和第十一师的接合部‐‐蛤湖偷涉龙泉河，突破了敌人的云、龙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

罗卓英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

当他查明我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浙闽边境后，知道以数万大军追捕我分散活动的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ldo;以拳头打跳蚤&rdo;，不能奏效。

因此，他除派一个师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我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地箍住我纵横一百公里的浙西南中心区，企图彻底摧毁我游击根据地。

后来的实践表明，我们将两个纵队的兵力留在浙西南是留得多了。

如果我们当时对敌情有足够估计的话，主力部队还可以少留一些；留下的部队应该化整为零，采取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活动方式坚持斗争。

九月十九日，罗卓英开始血洗浙西南，先后延续八个多月，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ldo;两广事变&rdo;爆发才结束。

我浙西南广大革命群众和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在黄富武同志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在敌我对比众寡悬殊的极端残酷的形势下，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誓死保卫红色游击根据地，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他们在扼守玉岩、住溪、王村口等地的时候，日夜同敌军以营为单位编成的&ldo;搜剿队&rdo;作战，英勇机智，往往使敌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苏维埃政府干部为了争取时间安置伤员，发动群众砍倒树木，横断交通，并在山崖上造石楼（即滚木擂石）、扎口子，凭险打击敌人。

他们在王村口的馒头岭就是这样阻击敌人达三昼夜之久，打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不得不绕道石练方面去，爬上大乌尖从侧翼进攻，我军才放弃馒头岭，转移到第二个隘口御敌。

敌人羞怒已极，焚烧了大小山路两旁的林木，漫天浓烟烈火，日夜不灭，并严密封锁，调整部署，紧缩包围圈。

在反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以梳篦方式漫山遍野来回&ldo;清剿&rdo;。

十月三十日，黄富武等同志被捕后，形势更为严重。

但同志们在人民群众掩护下，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包扎好自身的伤口，整理好战斗的组织，继续战斗。

支队整编为大队，大队缩编为小队，主要领导干部伤亡了，基层干部接替指挥。

最后剩下几个人，他们也自动集合起来，选出指挥员，重新与敌人周旋。

秋去冬来，天寒地冻，他们穴居饮雪，挖田鼠窝找粮食充饥，夜以继日、出生入死地坚持，与前来搜捕的敌人战斗。

其中如张麒麟、余龙贵、宣恩金、曾友席、曹景恒、杨干凡、刘亨云等同志，克服了千难万险，直到几个月后，才同我们由浙南出击的主力部队胜利会师。

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第五纵队，是以浙西南根据地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为主体的第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

尽管这支部队组建得晚，训练较少，但指战员们觉悟高，甘愿为保卫家乡、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英勇献身。

他们人熟地熟，给予敌人的打击分外沉重；可是也由于他们是本地人，社会关系多，面目公开，易于暴露，牺牲最大。

他们不愧是浙西南革命史上光荣的一代。

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

如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同志（化名张云龙），战斗到剩他一个人时，不幸左手负伤，他就凭着右手，轮换使用两支枪向敌人she击，最后在龙泉茶圆坑壮烈牺牲。

又如安岱后的陈凤生同志不幸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龙泉，软硬兼施，妥他招供。

他坚不吐实。

敌人残酷地把他钉在墙上。

他还是不屈服。

末了，敌人绝望地把他枪杀&ldo;示众&rdo;。

其他如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