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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2页）

朱熹就是这样解释风水的。

朱熹认为，在一个能藏聚天地祥和灵秀之气的地方建设住宅或者坟墓，对生人的精神状态和死者的灵魂安宁都会有良好的影响。

宋孝宗死后，朱熹被新君赵扩召请入都。

在受命那天，朱熹就上了《孝宗山陵议状》，主张举全国术士之力，为孝宗找一个好坟地，因为皇帝山陵是关乎&ldo;垂裕后昆，永永无极&rdo;的国家大计。

他说：

……葬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

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

但风水之说毕竟过于缥缈荒唐，理学内部众多派别对风水因此一直争论不断。

理学的基本理论是人只需体认内心的天理，并循理而行，本不必惧怕和祈助什么外在的神异。

从这一点看，理学具有一定的&ldo;理性主义&rdo;品格。

张载就对风水之说嗤之以鼻：&ldo;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

&rdo;程颐也认为，葬地只要满足以下五个条件就可以了：&ldo;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

&rdo;想通过风水发家兴运，乃&ldo;后代阴阳家流&rdo;的&ldo;诡异之说&rdo;。

然而，毕竟朱子对后世影响最大。

风水之说虽然发轫甚早，却是在宋代以后得以盛行，这主要得益于朱熹提供的&ldo;理论支持&rdo;。

六

曾国藩的世界观基本建立在程朱之上，因此他相信鬼神，讲究风水，与其&ldo;理学家&rdo;的形象并不冲突。

事实上，曾国藩也曾经致力于研究鬼神。

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把&ldo;鬼神之情状&rdo;与&ldo;草木鸟兽之咸若&rdo;相提并论，一起作为应当深究细考的课题。

只不过&ldo;研究结果&rdo;没有记载于书册。

在所谓&ldo;迷信&rdo;问题上，我们必须对曾国藩存有恕心。

我们从小接受&ldo;辩证唯物主义&rdo;教育，相信人死后没有灵魂，相信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

然而曾国藩所受的教育与我们完全不同。

他成长于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

物理、化学、生物、自然，都不是他课程表里的内容；天圆地方、四根柱子支着大地才是他头脑中的宇宙图景。

许多我们今天看来小儿科的科学常识，对他们来说都是永世难解之谜。

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或者起码是路灯的照耀之下，而他生活在黑暗迷茫中，又或至多是身处一灯如豆之中。

成长于充满迷信的环境，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完全不&ldo;迷信&rdo;的，实在凤毛麟角。

举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广缙在广东取得了所谓&ldo;反入城斗争&rdo;的表面胜利，曾国藩在家信中谈到此事时说：

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

术者每言皇上连年命运行劫财地，去冬始交脱，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

今年气象，果为昌泰，诚国家之福也！

道光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占卜者推算皇帝运气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天才能好转，果然二十九年初就取得了反入城的胜利。

朝廷上下因此欢欣鼓舞，对&ldo;英夷&rdo;强硬派又一时得势，这也是&ldo;迷信&rdo;对传统政治的微妙影响之一例。

在这样的环境下，朱子的世界观轻而易举地征服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曾国藩也因此接受了朱熹的风水理论。

他说过，&ldo;我平日最不信风水&rdo;，接下来还有一句：只信朱熹&ldo;山环水抱&rdo;、&ldo;藏风聚气&rdo;的理论。

道光二十七年，他在家书中这样谈论怎么样改善家中阳宅风水：

老秧田背后三角丘，是竹山湾至我家的大路，男（曾国藩）曾对四弟言及，要将路改于墈下，在檀香嘴那边架一小桥，由豆土排横穿过来，其三角丘则多种竹树，上接新塘墈大枫树，下接檀香嘴大藤包里，甚为完紧，我家之气更聚，望堂上大人细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