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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5页）

到上访的人群中看看，像高正一样勇敢无畏执著的人还少么？

同样的道理，没有*总理的关注，一位丈夫还有2000余元工资没有讨回的农妇，怎么会成为2003年央视的年度人物呢？与其说熊德明引发了中国清理民工欠薪的风暴，还不如说总理的决心改变了一切。

对于央视这样的媒体，将社会公益奖颁给职责所系的总理当然不妥，可是颁给熊德明就合适吗？事实上，她跟总理实话实说，并没有“为了公共利益”

的考量。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

授予了三个女性小人物：联邦调查局的小公务员Coleen　Rowley，她在2002年5月向联邦调查局局长提交一份备忘录，强调联邦调查局并未重视她早先对穆萨维的怀疑，以至丧失有可能避免“9·11”

事件发生的机会；安然公司副总裁Sherron　Watkins，2001年她曾给安然董事会主席写信，警告公司的会计方法存在问题，美国国会在事后针对安然公司的调查中发现了这封信；还有一个是Cynthia　Cooper，世界通讯公司的内部审计师，最早发现世通公司近40亿美元假账。

据称，她们都是各自家庭的“脊梁”

，前两位的丈夫还是“全职先生”

，她们在敌意下做出的正确选择，有可能让她们失去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作。

然而，她们还是揭示了政府机构与大公司中的弊病，卫护着公众的生命与财产。

所以，《时代》用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和《人民公敌》中的一句台词，阐述了她们的评选理由：“我们的生命终止于我们对要紧事物沉默之时”

；“社会就像一艘船，每个人都要准备掌舵”

。

一再强调美国精神的《时代》认为，她们从举发公共机构和自己所在公司弊病的三个女性小人物身上，看到了美国的勇气——她们没有私利，她们甘冒个人风险，只是基于专业理念，出于对职责的忠诚。

比较之下，有着美国血统的桂希恩医生真的和这三位女性异常地接近。

将近4年前，我在采访中国艾滋病村落——文楼村之后，电话联络了不求闻达但尽医德的桂希恩。

我们都不会想到他能在2004年成为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

变换之间，大抵要从2004年中国领导人对艾滋病的态度中，才能找寻到真正的缘由。

不以美国人为参照，仅仅对照桂希恩，我们发现，无论是熊德明还是高正，抑或举报省委书记的郭光允，他们的行为与宝马彩票案中的小人物刘亮一样，都在于个人利益受损。

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起初的着眼点，都不是为了公众和国家的福利。

当然我们不必也不该要求他们都是“大写的人”

，但我们一定要求我们的媒体能够客观地还原这一切，我们不能把一个大结局的出现，归功于小人物的“觉醒”

、“正气”

。

我们对美德表示欢迎，可是美德不该是他们成为年度人物的关键理由。

话说到这里，就牵涉到年度人物的评选标准。

央视年度人物的评选标准最近两年一直在变化，今年他们添加了“责任”

一项。

坚持什么样的标准，是各家媒体的自由，然而，评选绝非嘉奖，道德不应该成为笼统的标准，影响力才是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

毕竟，年度人物的评选和“杰出青年”

的评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年度人物”

也不应该只是道德楷模。

来年，或者来年的来年，我期待着看到道德并不高尚但影响力巨大的小人物当选年度人物，期待着媒体在报道当选年度人物的小人物时，不再一个劲地从他或她的身上发现道德的力量，期待着某个媒体在申述一个小人物当选理由时说：选择他，不代表我们赞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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