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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与礁文学之旅回眸之六（第2页）

，“以抽象人性取代了阶级性”

；是继《苦恋》之后又一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有关部门将此信复印了若干份，除寄往各大报刊之外，还寄给了我一份。

我坦然处之，因为我写的是劳改队中的生活真实，连小说中那因环境异化而丧失了天鹅原来善良天性的两只美神，都是我亲自感悟、亲自接触过的，因而我无愧于天地良心。

因而可以将其存入自己文学档案，当作“历史存照”

保留。

此波未平，我又接到了江苏省劳改局一个领导同志的指责信函，此信没有乱扣铁帽，但对我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多年了，劳改政策不允许一个专政对象在服役时，带进去家属。

而你的小说中，‘老右’黄鼎（即黄继忠化身）居然带进来自己的一个儿子，这是闭门造车，与劳改政策相悖的。”

因为这封信是探求真理的，我复信给这位领导同志说：“您谈及的是政策条文，我确信那些条文是真实的；但作为一个作家，更尊重生活的真实。

作家不管条文里说的什么而看实际上干了什么。

我个人所在的一个监有万名囚徒的大劳改农场，北京大学的黄继忠，不仅带进了小说中写的一个孩子，他把他所有孩子都带进了劳改农场。

小说是浓缩的艺术，我只是将他们浓缩成了一个‘黄毛’（小说中孩子的姓名），不信，请你去北大西语系取证。”

说到底，还是吋代向前进步了，不然的活，我的“帆”

不仅仅是触“礁”

；如果发生了历史大倒退，怕是我还是要被关进劳改队的大墙和电网之中为囚的。

使自已灵肉感到欣慰的是，历史没有回潮，小说还因触及到社会底层严酷的生活真实，以及闪烁在艰难困顿生活中的人性美，而获得了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当时，文学评奖还比较纯净，没有现在文艺评奖时的“送礼”

，以及在走后门中不择手段之类，因而作为文人无喜无悲，缘起心灵上没有欲求的阴影。

使自己在《帆》上留下疑问的，倒是那次授奖大会。

当时，担任宣传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到会祝贺，他与几位获奖作家谈话时，特别点出了我的名字。

“维熙同志，你《帆》虽然写得不错，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你能否换一换写作路数？”

我理解这位领导同志的意思，是让我投到现代生活中去。

我性格直率，不无尊敬地与这位领导同志对话说：“我库存了二十年的底层生活与感情积累，让我抛弃这些库存，而重新进入另一个生活领域，是否……是否……是舍椽而去求木？那样干，我的失落太多了。”

事隔两年之后，胡乔木同志读了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雪落黄河静无声》之后，派秘书把一封给我的信送到北京作协，信里在肯定我的文学创作之同时，也委婉地揭示我这一点，无论是那位领导同志还是乔木同志，其用心都是良苦的，我十分理解；但我觉得脱离了作家主体经历，而使作家成为一个新的主体的要求，不仅太高，而且有悖于文学创作规律。

老诗人艾青曾留下两句使我难忘的诗：问我为什么流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我写的作品固然大都是共和国的历史悲敗，正像老诗人诗章写的那样，没有深沉的爱，也就没有眼泪。

这种爱或许比那种“喜雀唱枝头”

的作品，要更有历史责任感，更能富有反思精神——一个不知反思自己过失的民族，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是这样理解文学与历史、历史与文学；昨天与明天，明天与昨天的。

（胡乔木同志先后给我送过两封信，第二封信是在医院病中写来的，老人为我39万字的长篇小说《北国草》，挑出了几个印在书上的错别字，比如书中将严谨之谨字，错印成严紧了。

我至今保存着这两封信，并对老人逝世而深深感伤。

）

如果把《帆》广义地看成文学之桅帆的话，涌浪和暗礁总是与帆之航程相伴相随的。

有的不属于浪和礁，大自然气流变幻无常，但这正是铸造作家胆识和勇气的一种机缘3后来，我接到一封寄自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一封信，写信者就是《帆》中人物原型黄继忠。

他在信中谈及往昔时说：我们虽然没有谋面于劳改农场，但我从小说中看到你写的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