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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我觉得写小说不是穿尼龙袜，专为给什么看的。

我写小说是写自己，所以我觉得不能超过自己去添加点儿什么。

意义这东西像刀子的光芒，刀子在它就有，不能说刀子不在硬造出光芒，不能为意义而意义。

或者说我不追求这个。

我就先坐下来把这把刀做好就完了，自己满意就完了，对自己诚实点儿。

老侠：能对自己诚实自然就能对读者诚实，怕就怕自欺欺人那种，以为对自己诚实，其实是按照公众口味。

中国的事都弄反了。

长期以来我们被要求献身公众才有自己，对社会负责才是对自己负责，弄得每个人之间都很相像，找不出个人的特点。

硬性强制能抹平个胜，大众文化的软性浸透也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大众文化做得还让人有享受之感，不那么生硬，那么令人反感。

但骨子里是一致的，都是造就双面人。

王朔与王蒙的小说能有个性上的区别，但在《今晚我们相识》中，你们俩就是同一个东西，大众传媒的工具，渴望扩大影响的名人，智商低下的演员……

王朔：大体如此。

写小说是写自己。

但对媒体就不是，有一定的表演性，本能的是趋利避害，尽量伪装自己，我觉得哪种姿态对我好处大，我就采取哪种姿态。

比如，作为一个作家在媒体中出现时，不管是针砭时弊也好，自我推销也好，我一定选择一种激进的、叛逆的、爱谁谁的。

因为这个姿态不是我近些年才有的，而是我从早年就开始的，以这个姿态出的道，所以我就要保持它。

老侠：其实电视中的你给人的感觉挺乖的，起码是和善的，不与人为敌的，传媒具有潜在的软化功能，一上去，你的激进就不那么激进了，你的叛逆也显得乖巧了，你的爱谁谁也要变得八面玲珑了……

王朔：其实，爱谁谁的姿态在一九九二年前的中国非常好，我自认为自己就是如此，好多人也会觉得你有个性，听了痛快。

找也不认为这样的我是多么不真实，这也是真实的我，有一点儿张扬，但也不是太出格。

后来我做影视的时候，就不敢太说什么，碰到圈内的人是一定要互相抬的，因为这关系到直接的效果。

即时的利益。

一个演员被媒体痛骂以后导演就不敢再找他拍戏了。

因为你找了他，你导的片子人们就不愿看，你这片子的票房就要受影响。

所以演员嘛，就得对人客气点儿，不能爱谁谁。

我尽管不是演员，也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你只要一踏进影视圈，就会身不由己，就要往关系上靠，要跟媒体搞关系，甚至要跟领导当官的搞关系。

要搞这种关系，说话就要收着点儿。

老侠：多累呀！

咱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耗在关系上了。

可能进去了，就不觉着累，说不定还能为自己的某个小聪明的得逞而暗自欣喜呢？

王朔：暗喜也就是开始的新鲜劲儿，一过了劲儿就兴味索然，只觉得累、觉得烦。

比如说，《编辑部的故事》出来了，我当时就说，剧本问题大了，有的集不错，有的集就是瞎说。

结果我们剧组的领导一听先急了，说你如此不珍视自己的劳动，大家也不愿意你自砸饭碗。

要是写小说，我可以说自己写得不好，这是有自知之明。

但影视剧本你这样说就可能立马影响你的播出，影响收视率。

领导直接就找我，说你必须把这些话给收回来，挽回影响。

无论如何要说回来，马上就给你安排记者什么的。

结果我也得去往回找补，我对记者就只能说那是指一种创作方法了，侃大山，不是一种毫无内容的，是一种创作方式，一种工作方法，就得这么现眼地往回找补。

老侠：非个体的集体合作都会有做不了你自己的问题，要做你自己就必须远离这类群体性行为，否则就是自找罪受，弄得人人不愉快。

王朔：越是集体合作，你就越要照顾大家的利益，你就越不能张扬，显得你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