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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我们的前辈，用马匹，用驿站，用邮差，用电报电话；我们用传真机，用可视电话，用手机，用“伊妹儿”

。

采集传播新闻的手段始终在变，不变的是我们作为记者的职责：自由而负责任地传递新闻，让公开、充足、未受污染的信息，驱散密室的阴霾，填平不对称的信息鸿沟，福佑公众。

尽管真相永远在他处，我们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我们是记者，不是商人，我们的老板可以和客户讨价还价，我们会因为所在媒体的广告的上涨下跌，而拥有完全不同的福利，但这不是我们贱卖自己的理由。

足够的酬劳，完备的合同，的确是我们走向职业化的前提，可收入不是我们出卖公众知情权的借口。

我们不是被人用枪逼进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的，我们可以选择做银行家，我们也可以选择福利薪酬更优厚的媒体公司，我们不是终身受雇于哪一家媒体的“包打听”

。

我们不是神话中的人，撒谎一次不会成为撒谎者，受贿一次亦不会成为“文丐”

，但选择以记者为职业，就得听命于我们与无数受众从未签署过的契约。

公众才是新闻的购买者，尽可能客观、公正、翔实地向公众报告新闻，是我们作为一个生产者的义务，如果我们把新闻当作商品的话。

买家转瞬即逝的兴趣，注定会使易碎的新闻产品了无踪迹，但我们不能因之而轻慢它在那一天的意义，无论它们多么琐屑细微，都是我们记录的那个日子的永远记忆。

我们不是商人，但我们不排斥我们所效力的媒体，向商人兜售版面和时段，与其他媒体竞争。

我们参与竞争，鼓励我们所在的媒体战胜对手，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竞争的媒体市场，才能消弭平衡公共舆论的威胁，更为接近事实真相，更能实现公共利益，也能予我们更为方便的福利。

我们是记者，不是政治家。

像政治家宣示的一样，我们信奉自由、*、法治这些人类迄今发现的最好的价值观。

和百年中国新闻史上那些灿烂流芳的名字一样，我们视宪政中华为基本理念，认为宪政是最好的政治安排。

但我们的职业是记者，不是政治家。

我们是新闻的记录者，不是新闻的制造者。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争取自由、*、法治、*、宪政的路径，是记者的职业手段，而非政治活动。

我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我们不能利用记者的权力，将我们自以为是的主张，粗鲁地硬塞给读者观众和听众。

蛊惑，煽动，打倒，改良，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仅仅负责报道。

当然，任何一个记者，都难以做出没有倾向的报道，我们所要争取的，是竭尽所能地限制我们参与政治的冲动，而不是放任。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为公众守夜的“狗”

，我们的使命是发现问题。

理论上说，政治家也背负同样的职责。

但西方政治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家作为“家”

的才华，有时候在于制造话题。

备受关注的话题是我们靠近公众的武器，但我们的话题首先应该是真实世界的真问题。

记者的职业定位，决定发现问题比制造话题更重要。

转轨时期的中国，有向上的痛，也有向下的痛。

如何理解“痛”

的性质，用什么样的良方去医治“痛”

，是政治家的事。

我们的职责在于发现痛处，而不是哗众取宠，用伪问题骗取公众的眼球。

政治家看重意识形态，我们也是。

就我们的现实而言，规范比意识形态更急迫。

新闻学是一门学科，新闻业是一个行业，记者是一个职业，有学科就有学术规范，有行业就有行业标准，有职业就有职业技术。

为什么要在报道中写上“据悉”

？如何在报道中把握公众人物和普通人名誉权的分寸？怎样看待反倾销中的民族主义和贸易规则？可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