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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工业化的同理心（第6页）

他们给她看了出事的割草机，手柄就一根杆而已，很像是真空吸尘器。

正因为它们的造型类似吸尘器，人们自然就像使用吸尘器一样使用它们，在草地上来回地推，而正确的方法是沿直线往前推。

割草机来回移动，一不小心，他们的脚就被绞进去了。

听了这些故事以后苏瑞发现，原来产品在设计中存在各种错误。

重点是，这些产品都在说着一种用户听不懂的语言。

就像一个人使用链锯，他以为自己抓的是把手，可当他差点把自己的手锯掉时才发现，那个长得像把手的东西根本就不该拿在手里——那是护手器。

可以肯定的是，苏瑞并没有得出任何设计的新想法。

德雷夫斯与多温·提格用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来告诉客户如何解读他们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造型和细节都非常巧妙，厨房用品一看就是做饭用的，新款吸尘器会比同类产品更好用一些。

保罗·菲茨目睹了所有那些因操作复杂而导致的飞机事故，在“飞行员操作失误”

的掩盖下，产品设计方一直无法总结出事故的真正原因。

但苏瑞看到了未来的时代——计算机开始悄然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她还预见到，当面向特定群体的专业产品，比如割草机以及后来的计算机，进入消费市场时会发生什么。

你或许希望专业人员精通技术，受过高质量的培训，非常熟悉自己使用的工具及其运作方式。

苏瑞发现，对普通人来说，在哪儿都不如在家有底气，可他们在家里的表现一点也不像专业人士：他们不按说明书来；他们做事的时候漫不经心；至于工具怎么用，他们总是自以为是。

苏瑞开始将她关于割草机、链锯和树篱修剪机的发现纳入政府标准。

也就是那时候她意识到，要想真正实现机器的改进，还要好多年的时间，这么下去，将会有更多辛勤劳作的人被机器割下手来。

在设计这些产品时，用户最好在场，这样你就能告诉工程师不要把链锯涂得像儿童玩具一样鲜艳，因为它不是用来吸引儿童使用的。

苏瑞试着加入设计师队伍，但她申请的设计公司对她没什么兴趣。

“你看，设计团队里没有像我这样的人，”

她说，“我敢肯定，我当时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因为我没有立即想出好点子，对当时陷入瓶颈的设计师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一切本可以有所不同。

毕竟德雷夫斯一直在说，过去曾为了解用户做了不少努力，比如针对艾奥瓦州苏城的RKO剧院所做的调查。

经过调研，他发现农民们不来RKO剧院，是因为害怕弄脏鲜艳的毛绒地毯。

提格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他曾炫耀自己的设计师团队开着货运卡车进行越野驾驶，目的是更好地理解驾驶空间怎样设计比较合理。

但是他们都没有把这些想法转化为系统化的流程，因为在他们眼里，设计是一种个人灵感的行为。

尽管德雷夫斯已经把人体数据加在乔和约瑟芬身上，但他和提格都没想到要把产品的设计思路明确出来。

他们认为自己去设身处地地想象另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创造力，而不是同理心。

阿诺德进行设计教育实验之前的几十年里，有关创造力的教学一直毫无头绪。

到20世纪70年代，有几十家设计公司确立的目标非常务实，它们不求像提格和德雷夫斯那样成功，只要能实现他们成就的一小部分就满足了，所以这些公司十分乐意摒弃所谓高尚的意识形态。

所以在接下来的20年里，设计行业不断发展，众多小型公司占了上风。

到20世纪80年代，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加入设计师行列，分得的羹越来越少，在“设计”

概念上的投资也越来越少。

“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家公司，早上开始一项设计，晚上就能完成，”

SmartDesign的联合创始人丹·福尔摩萨回忆道，“整件产品，只在外观上稍加修饰就算成功了。”

就算是行业内的顶尖设计师，往往收到的要求只是为成品加个漂亮外壳，就像麦克基姆在德雷夫斯办公室的那段短暂工作经历一样。

所以说，是巧妙的创意带来了生意不假，但让产品一直流行下去的是款式。

而与此同时，福尔摩萨等人也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

自20世纪20年代设计行业诞生以来，一直有两种设计思维相互竞争着。

一种是通过解决用户的问题来改善用户生活的理想；另一种仅仅是为了激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以保持资本主义的繁荣。

一种是相信商业会带来进步，另一种是希望通过吸引消费者来刺激他们的需求。